“十一五规划”国家要求污染排放总量削减总目标为10%。为了完成这个目标，各地方将污水处理厂陆续上马动工，现行污水治理模式下，动辄千万甚至上亿元的投入。在“集中式治理”模式之下，污水厂达标似乎成为了环保各界唯一的目标。而忘记了，总量削减才是我们国家总控的目标，点上的达标是实现总量削减的手段。

如何在现有财政支撑能力下，花最少的钱解决该如何判断该项投资是否达到最优性价比呢？污水厂达标就能完成国家总量控制任务么？

一，政府行为与决策决定环保成效及未来发展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的时候，也就不知不觉地为普遍利益服务。在市场经济范围内，个人的利己行为对社会利益的贡献是正面的。

但是，环保产业却是例外。宏观来看，无论是社会、国家还是个人或某个特定团体在谋求财富利益的时候，都需要有个良好的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资源，这是共同的基础；而从微观的角度，恰恰是相反的。作为个人或某个特定团体来讲，面对有限的环境资源，为了努力创造个体的财富，则最终以通过抢占资源、破坏环境而达到目的。因此，环保产业是一个“宏观需求与微观需求”对立的产业。环保产业很难用一般市场模式去套用。生搬硬套的套用之下，就会出现很多南辕北辙的政策悖论。

因此，环保产业不能简单地把它推向市场化，而需要政府积极地加以干预。也因此，政府对环保产业的总体治理思路，是决定中国环保政策成败的关键所在。

过去十多年的环境保护（污水治理）效果不尽人意，也许，是政府的总体环保治理思路出错了！

二，现行总体环保治理思路应进行适时调整！

中国污水治理的总体思路，概括而言就是：“每个城市（县镇）建立一个污水厂”。用管网将全城的污水收集到污水厂，集中处理之后，排入江河湖海。这就是“集中式”污水处理思路。一直以来，集中式的处理模式就被广泛的应用，各级政府已经将环保与“大型污水厂建设”划上了等号。

但是，中国这么多年来的环保治理“越治越污”，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当属集中式处理这一总体思路了。

1，管网建设，中国城市不堪重负

从各种口径的数字测算，大概可以得出一个概念，配套的污水收集管网投资成本大概是污水厂的3-5倍，平均算4倍吧。如此一来，我们不难算出一个行业收益率：按照1000元/吨.天的污水厂投资成本，加上4000元配套管网投资，每天每吨的污水治理投资成本在5000元左右；作为这个投资的补偿，即使按照0.8元/吨的居民排污费征收，每吨每天污水治理毛利大约在0.2元，以此补偿5000元的投资成本，年回报率仅有1.46%，远远低于社会平均资金使用成本。换句话说，这个产业根本不具备市场化的基础。

政府硬要将这个没有市场化根基的产业推向市场，政府就不可避免地要背负起污水治理社会总投资成本的80%（管网钱），而仅仅将那20%拿出来市场化。这种严重失衡的投资结构，给本来就不算富裕的国家财政造成重大的负担。毫无投资回报可言的管网投资，是国家财政权衡之后所不愿意负担的。于是，很多“九五”计划的污水处理厂拖到“十五”， “十五”拖到“十一五”……

大量的污水处理厂因为配套管网建设跟不上而“无污可治”，成为“晒太阳工程”。污水从污水厂旁边流过，大量污染物依然直接进入河流湖海。

2，管网建设，中国农村无法实施

我国是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是城市人口的两倍多，农村的村落分散，地广人稀，生活污水和农副业产生的污水污染源分散难以大规模收集，经济落后，配套设施不完善，禽畜养殖污水往往不经任何处理直排周边水系或污染渗透底下水。污水收集管网建设无法实施。

一项以保护全国环境为目的的国策，假如在全国占2/3以上人口的区域无法实施，那我们很难想象这项国策最终能够完成历史使命。这就是中国，中国就必须考虑农村问题。

3，综合国力支撑不了“集中式治污模式”

以下这组数据对比，能够使我们量化理解上述的第1，2 问题。

在现行的“集中式治污模式”总体思路之下，大量的面子工程和在管网建设、污水厂的建设过程中产生各种暗箱操作不断的产生，腐败、漏洞滋生使得一个产业无法自身完成市场的良性循环。最终的结果是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却见不到成效，造成国家资源的大量浪费。这个结果已经被这么多年环境治理历史结局所证明。环保产业因此被称为“一个尴尬的朝阳产业”。

也许，是时候重新审视一下这个被历史事实证明了是错误的但仍然被写进了未来国家规划之中的治污思路。其实，错误不难发现，难的是纠正错误的勇气。

三，解放思想，认清主要矛盾，寻找一线阳光！

既然管网建设我们投资不起，那么，不建管网又如何？这一下子可以节省下80%的投资成本。不建管网，将一个污水厂“化整为零”，就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基本思路。起码，这个思路应当可以在农村或者经济不发达的城镇，取代现有的集中式污水处理思路。

化整为零（分散治理），是中国环境保护（污水治理）的必由之路！

以下是“化整为零”（分散治理）思路所包含的5个核心要点，就当是给国家的五个建议：

1，一厂多点，节省管网：
--化整为零，突破中国污水治理资金瓶颈

目前我国城市污水处理厂普遍采用的工艺为普通活性污泥法、氧化沟法、SBR（间歇式活性污泥）法、A－B法等，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所采用的技术与工艺几乎在同一水平上，必须配套大规模的管网来收集污水进行集中式的治理，投资费用十分高昂。

正如上一节所论述，管网的建设成本占整个污水处理项目社会总负担的80%左右，而这一毫无效益可言的财政负担，在我国现阶段经济承受能力之下，就成为了完成污水治理目标的最大障碍。

突破这一障碍的方法，就是在经济实力不足以投资建设管网的地区，将一个规划中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分成几个，分别建设在城市纳污水系周边，原有城市排污口相对密集的地方。这样，利用城镇原有纳污管网，就能够既解决污水处理问题，又大幅度节省新增管网建设投入。

一厂多点，可以理解为将一个厂分成几个分厂或者几个车间，各自独立完成污水处理任务。只不过这几个车间依据城镇原有排污口所在分布在不同位置。

理解小单元污水处理思路，也就同时解决了中国农村污水处理问题：村村自建污水厂。

当然，“集中式处理模式”主要考虑的是一个“规模效应”问题，也即是说，单位投资成本因为建设规模的扩大而下降。因此，一厂多点要考虑的技术因素就是如何寻找可以突破“规模效应”的低成本技术。这是下面第二个问题要讨论的。

2，因地制宜，丰俭不拘
--灵活应用多种生态技术，追求最优性价比（最高“削减系数”）

要做到“一厂多点”或者实现农村的小规模污水处理单元，就必须应用“单位投资成本”和“单位运行成本”不受规模效应影响的技术。而这种技术体系，是存在的。这方面的技术实际上已经是十分成熟的，其中涵盖了：接触氧化法，人工湿地，泛氧化塘（稳定塘）等等。

依据各地污水自然汇集形态，因地制宜，选择：小型的接触氧化，人工湿地，或者稳定塘等不同模式，再通过添加高效的人工“基质”的办法极大地提高这些成熟工艺的处理效率。这种将水体自净能力极大提升的生态技术思路，最大限度减少污水汇集土建成本，依据不同的污水承载水体，添加不同量的“基质”就行。因此，完全突破了“规模效应”的束缚，单位投资成本和营运成本，甚至比号称拥有规模效应的各种活性污泥法还要低得多。

评判一项技术是否适合中国国情，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性价比，也就是说单位投资成本每天削减的有机污染量。我们用一个公式描述：

  C

α（削减系数）= ———

  A+B

其中：

C = 每天系统削减的COD总量

A = 系统总投资（包含土地、管网、污水厂）按照8年折旧计算出的“每天投资总额”

B = 系统每天营运总费用

α（削减系数）= 系统单位投资加营运的削减总量

* 削减系数，应依据污染源污染浓度，横向比较应用。

削减系数公式为：                      C

α（削减系数）= ———

  A+B

其中：C = 每天系统削减的COD总量；A = 系统总投资（包含土地、管网、污水厂）按照8年折旧计算出的“每天投资总额”；B = 系统每天营运总费用；α（削减系数）= 系统单位投资加营运的削减总量（* 削减系数，应依据污染源污染浓度，横向比较应用。）

举例计算说明：

某A污水处理厂：

集中式处理，活性污泥法处理工艺，日处理量为1万吨，COD进水300mg/l，出水COD≤50 mg/l。投资费用管网3500万+污水厂建设1000万，工程占地15亩（按均价15万/亩计）营运能耗0.6元/吨。

置换削减系数公式为：

C=（300 mg/l -50 mg/l）=250 mg/l·d×10000吨/天=2500000 mg/l

A=（管网3500万+污水厂建设1000万+土地费用225万）÷8年折旧÷365天=16182元/天

B=（0.6元/吨×10000吨/天）=6000元/天

                    2500000 mg/l

则α（削减系数）=————————  =  113 mg/l·元

22182元

如进水量在5000d/t的话，则该系数公式为：

C=（300 mg/l -50 mg/l）=250 mg/l·d×5000吨/天=1250000 mg/l

A=（管网3500万+污水厂建设1000万+土地费用225万）÷8年折旧÷365天=16182元/天

B=（0.6元/吨×5000吨/天）=3000元/天

                   1250000 mg/l

则α（削减系数）=————————  =   65 mg/l·元

19182元

某B污水处理厂：

分散式就地处理，“一厂多点，节省管网”阿科蔓处理工艺，日处理量为1万吨，COD进水300mg/l，出水COD≤50 mg/l）。投资费用管网“零”+污水厂建设合共800万，工程占地10亩（直接利用暗涵、地埋式兼容绿化用地等等，节省用地，按均价15万/亩计）营运能耗0.3元/吨。

置换削减系数公式为：

C=一半达标（300 mg/l -50 mg/l）=250 mg/l·d×5000吨/天=1250000 mg/l

  一半削减70%（300*0.70）=210 mg/l·d×5000吨/天=1050000 mg/l

合计：C=1250000+1050000=2250000 mg/l

A=（管网0+污水厂建设1000万+土地费用150万）÷8年折旧÷365天=3938元/天

B=（0.3元/吨×10000吨/天）=3000元/天

                   2250000 mg/l

则α（削减系数）=————————  =   324 mg/l·元

6938元

如进水量在5000d/t的话，则该系数公式为：

C=一半达标（300 mg/l -50 mg/l）=250 mg/l·d×2500吨/天=625000 mg/l

  一半削减70%（300*0.70）=210 mg/l·d×2500吨/天=525000 mg/l

合计：C=625000+525000=1150000 mg/l

A=（管网0万+污水厂建设500万+土地费用75万）÷8年折旧÷365天=1969元/天

B=（0.3元/吨×5000吨/天）=1500元/天

                   1150000 mg/l

则α（削减系数）=————————  =   332 mg/l·元

3469元

332 vs 65，分散治理削减系数是传统污水处理模式的5倍。

而实际情况会令这个差距更加大，因为，很多地方实际污水量要比规划少得多，在“规模效应”之下，污水厂建设通常远远大于实际污水收集量。这样一来，实际的投资削减系数就会下降到60-70。只有分散式的“一厂多点”的15%左右，优劣更加明显。

 “削减系数”越高，表明这种技术体系单位投资效率越高。我们提出“削减系数”的概念，旨在提出一种新的技术评判模式，这种评判模式有助于中国发掘性价比最优的污水治理技术。

我国城市经济能力尚不强，何况广大的农村地区。对于城市污水处理后的出水要求应根据我国国情，制定相应适当的标准，不必一律向发达国家看齐，要求绝对的达标。发达国家的城市污水厂出水标准也是随经济能力逐步提高的，象污水处理事业发达的美国在七十年代主要采用膜法，70％的污水处理厂采用高负荷生物滤池，其原因主要是它的造价低、运行稳定、能耗小。后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出水标准提高，生物滤池不能满足要求，才逐渐采用活性污泥法等。因此我们应在适当的标准的基础上，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削减系数最高的技术工艺。

3，理清主次，锁定目标
——达标与削减结合，完成总量削减目标

在“集中式治理”模式之下，污水厂达标似乎成为了环保各界唯一的目标。而忘记了，总量削减才是我们国家总控的目标，点上的达标是实现总量削减的手段。

手段与目标不清，产生了很多奇怪的现象。

例如，南方某城镇，全镇污水自然汇集到“城东”流入一个饮用水源。省里环保局要求镇政府将污水引导到“城西”建一个污水厂，然后排入另外的水系，以此保护城东的饮用水源。初衷是好的。
    但是，镇里财政困难，无力承担数千万元的管网和污水厂建设。镇里提出首先在“城东”投资数十万元建一个泛氧化塘，用人工基质提升处理能力，使污水大幅削减进入饮用水源；第二步，在省里拨下管网钱之后，再在城西建污水厂。这样分两步走，既是镇里力所能及的，又有效保护了饮用水源。
    结果，省里环保部门与建设部门扯皮，以镇里的这个方案不符合污水厂建设规范，不符合饮用水源保护条例为由，否决了。于是，镇里污水继续“合法地”流入饮用水源。
    这是一个多么悲哀的结局，我们的应用水源被各部门“依法”污染着。这就是手段与目标错位之下的政策悖论。

因此，环保部门和建设部门应该解放思想，理清手段与目标的关系，不能做出以“手段”为由阻碍了目标的达成。

这一点，与上述第2点的“削减系数”息息相关。假如目标清晰，则会鼓励各级政府量力而行，选择地方政府负担得起的“削减系数”最高的技术工艺，完成总量削减的任务。而假如各职能部门机械地围绕“手段”工作，则会领到地方政府停工待料，等待上级政府拨款，而因为我们本文第一章节提到的国力原因，这个等待将会遥遥无期，污水继续“依法”直排！

另外，流域总量削减总体目标的监控应该是“流域断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以后另文讨论。

4，科学规划，长短兼容
--提高污水处理单元的兼容性，减少污水厂重复建设

“集中式治理”模式并非不可行，而仅仅是与中国目前的国力所不相符而已。那么，我们在提倡以“分散式治理”思路解决目前中国总体国力之下的污水治理问题的同时，还需要考虑的是未来的发展，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国力强大到一定程度，或者某些地方经济发展到可以支持建设大规模集中式污水处理厂的时候，该如何操作？

这里涉及到的是一个“未雨绸缪”的超前规划问题。

我们认为，这个短期污水分散治理，未来污水集中处理的长短期兼容思想，应该被制订到一个区域的长远建设规划里。

具体而言，我们建议在建设规划里，对未来集中式污水处理厂的工艺选择，应选择与分散式模式可以兼容的工艺，以便暂时用在分散式治理工艺里（如稳定塘）的人工“基质”，可以被用作集中式污水处理厂的填料。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重复建设的资源浪费。诸如此类。

那么，这种思路之下，也许生物固着法（接触氧化法）应该是较优的选择，而不是活性污泥法。

5，保护生态，发展循环经济
--最大限度的保持水态原貌

“水是城市活的灵魂，如果我们进行错误的城市水系改造，必将导致城市特色流失，功能萎缩，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和人对环境的友好。”这是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在2005年5月30日举行的首届“城市水景观建设和水环境治理国际研讨会”上阐述的观点。

集中式的污水处理思路，实际上很大程度改变了一个流域原有的水态，城内河网历史上往往都有纳污功能，将污水截走，也就使之失去了补水。很多城市的内河干涸都是来自于污水被截走。

“分散治理”的思路，基本上不改变原有水态，只是实现污水削减净化后排回内河，甚至在 “河中治污”，这样就最大程度地保持了水态原貌，从而保护了原有生态，起码不至于以保护环境之名破坏生态。

从循环经济的角度出发，分散式治理思路比起集中式处理思路更加具有可操作性。以集中式之理思路处理完的污水，应该处在整个流域的下游，要实现中水回用，就需要再建回用管网以输送回城。从经济的角度来讲，建管网收集污水尚且不是我国国力所能承受得起的，更遑论建设回用管网？

而分散式治理要发展水资源循环经济就容易实现得多，污水经过就地处理，就能实现就地回用，所需要的，无非是在稳定塘或者人工湿地或者接触氧化池里，多放点人工基质，令它们的处理能力再深度提升而已。

总结而言，我们认为，中国目前应当在中国现有国力条件下，量力而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推行分散式污水治理模式，实现全国水污染“总量削减”的根本目标。本文权当抛砖引玉，引起各界对此问题的关注，以推动中国水资源治理思路的良性变革。

　　滤池是水厂净水工艺中的重要环节，而滤池过滤能力的再生，是滤池稳定高效运行的关键。若采用较好的反冲洗技术，使滤池经常处于最优条件下工作，不仅可以节水、节能，还能提高水质，增大滤层的截污能力，延长工作周期，提高产水量。而V型滤池过滤能力的再生，就采用了先进的气、水反冲洗兼表面扫洗这一技术。因此滤池的过滤周期比单纯水冲洗的滤池延长了75%左右，截污水量可提高118%，而反冲洗水的耗量比单纯水冲洗的滤池可减少40%以上。滤池在气冲洗时，由于用鼓风机将空气压入滤层，因而从以下几方面改善了滤池的过滤性能：                 

　　①压缩空气的加入增大了滤料表面的剪力，从而使得通常水冲洗时不易剥落的污物在气泡急剧上升的高剪力下得以剥落，从而提高了反冲洗效果。                 

　　②气泡在滤层中运动产生混合后，可使滤料的颗粒不断涡旋扩散，促进了滤层颗粒循环混合，由此得到一个级配较均匀的混合滤层，其孔隙率高于级配滤料的分级滤层，改善了过滤性能，从而提高了滤层的截污能力。                 

　　③压缩空气的加入，气泡在颗粒滤料中爆破，使得滤料颗粒间的碰撞磨擦加剧，在水冲洗时，对滤料颗粒表面的剪切作用也得以充分发挥，加强了水冲清污的效能。

　　④气泡在滤层中的运动，减少了水冲洗时滤料颗粒间的相互接触的阻力，使水冲洗强度大大降低，从而节省冲洗的能耗。           

　　综上所述，气、水反冲洗时，由于气泡的激烈遄动作用，大大加强了污物剥落能力及截污能力。在滤池实际反冲洗时，我们观察到：当反冲时间约5分钟时的滤层污物剥落高达95%以上，因此V型滤池的反冲洗效果是肯定的。此外反冲洗时，原水通过与反冲洗排水槽相对的两个V型槽底部的小孔进入滤池，它扫洗滤层的表面，并把滤层反冲上来的污物、杂质推向排水槽，同时扫洗了水平速度等于零的一些地方，在这些地方漂起来的砂又重新沉淀下来。此外滤池的表面扫洗，还加快了反冲水的漂洗速度，用原水养活了反冲洗滤后水用量及电能，也节约了冲洗水量。养活冲洗水量是原水表面清扫的一个特别优点，事实上，它还起到了在一个滤池反冲洗时防止其它滤池在最大输出负荷下运行的作用。

二、合理选用设计参数            

　　了解掌握了上述V型滤池的工作原理后，要想所设计的V型滤池能充分发挥其优越性。就必须严格保证其工艺要求的结构尺寸。因此，合理选用设计参数来进行滤池的工艺设计是至关重要的。近十年来由我们设计的多座V型滤池，建成投产后的实际运行效果普遍较好。这证明我们所选用的设计参数是理想的，简介如下：

1、主要设计参数的采用

　　滤料：石英海砂，最好是选择海水冲刷强度比较大的海边砂场的石英砂。粒径0.95～1.35mm；不均匀系数K₈₀=1.0～1.3；滤层厚度1.2～1.5m。

　　滤速：7～15m/h。沙上水深1.2～1.3m。

　　反冲洗强度：压缩空气15～161/m².s；水反冲4～51/m².s；水表面扫洗1.5～1.8/m².s。                

　　滤头：采用QS型长柄滤头，滤头长28.5cm；滤帽上有缝隙36条；滤柄上部有φ2mm气孔，下部有长65mm、宽1mm条缝；材质为ABS工程塑料。滤头均匀分布在滤板上，每平方米布置48～56个。                   

　　滤板、滤梁均为钢筋砼预制件。滤板制成矩形或正方形，但边长最好不要超过1.2m。滤梁的宽度为10cm，高度和长度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2、滤池结构尺寸及标高确定     

　　根据流体的流动特性，为了保证反冲洗时滤池平面气、水分配的均匀，滤池平面尺寸的长宽比稍大一些为好。一般为：长:宽=4：1～3.5:1（宽度不包括中央气水分配槽，中央气水分配槽宽度一般为0.7～0.9米）。一般情况下，池的长度最好不要小于11米。滤池中央气水分配槽将滤池宽度分成两半，每半的宽度都不宜超4米。         

　　为了确保反冲洗时滤板下面任何一点的压力均等，并使滤板下压入的空气可以尽快形成一个气垫层，滤板与池底之间应有一个高度适当的空间。我们把滤板下面清水库的高度一般设计为0.85～0.95米。这个高度足以使空气通过滤头的孔和缝得到充分的混合并均匀分布在整个滤池面积之上，从而保证了滤池的正常滤水工作和滤池的再生效果。              

　　待滤水通过进水总渠，经两个气动橡皮阀和一个手动闸板阀后，再通过溢流堰由两个侧孔进入V型槽后流入滤格。我们把中间的那个方孔（用W1表示）设计成用手动闸板阀来控制的进水孔，这个闸板阀一般情况下是常开的（只有在滤格维修时才关上），滤池反冲洗时，表面扫洗水由此方孔经溢流堰进入。我们把两边的进水方孔（分别用W21和W22表示，W1=W2），设计成两个大小尺寸相等，用枕形充气橡胶阀来控制待滤水进入的方孔，滤池反冲洗时，此两孔被枕形充气橡胶阀堵上。我们把这三个进水孔面积大小的比例设计为：W1:W21=W1:W22=1:3；进水孔流速控制在0.40～0.5m/s；用这两条原则来相互修订并最后确定进水孔的大小。             

　　表面扫洗是通过由V型槽底部小孔喷出的射流来实现的。根据射流的性质，要使表面扫洗效果最佳，此射流最好为半淹没射流。因此，V型槽底部小孔中心标高的确定就显得非常关键。根据我们的经验，小孔中心标高比反冲洗水位低0.8～1.2cm为最佳。我们曾经参观过由法国德利满公司设计的一间水厂，他们设计的小孔中心标高比反冲洗水位低了1.3cm。滤池反冲洗时，表面扫洗效果不及我们设计的滤池。

　　滤池其它方面的设计我们与有关资料介绍的基本一致，此处不多赘述。

三、施工安装的做法              

　　滤池施工安装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滤池竣工投产后能否满足工艺设计要求而正常运行。V型滤池对施工安装的要求更是有严格的规定：滤板的水平误差不得大于±2毫米；各滤池间的水平误差不得大于±5毫米；梁中心和锚固筋之间距离误差为±2毫米；板尺寸制作误差为±2毫米；它要求中央排水渠堰顶的水平度误差不能大于±2毫米；滤池所有内边尺寸都要求严格控制。因此，要保证滤池的施工安装质量要求，除对全池土建施工的严格管理控制外，最关键还得严格控制滤板滤梁的制作及安装，只有滤板、滤梁平整了，滤头实质上也就平整了。而滤板和滤梁我们往往都制成预制件。在预制场，我们用钢模具、钢筋和砼精心制作滤板、滤梁，保证单件滤板、滤梁的水平度和滤板厚度，并对其进行养护，把好质量第一关。要使整池滤板面水平度高，关键在滤梁的安装上。我们将安装滤梁用的预埋铁件准确平整地预埋在池底上，然后在这块预埋铁件上焊一条DN100钢短管，又在预制好的滤梁下方的预埋铁件上焊一条DN80钢管，将DN80钢管套入 DN100钢管中，用水准仪校水平，水平调准后，再将管焊牢成一整体。然后用DN200管作模，将水泥砂浆灌入模中，使在DN100、DN80管的外面形成一层保护膜防止钢管支承生锈，同时又加强了它的支承强度。在滤梁安装好的基础上，又用水准仪严格控制滤板的水平度安装。真正做到了全池滤板面水平误差不超过±5毫米。我们采用电力部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研制生产的905接缝专用密封胶（按水泥:砂:905胶=1:1:0.5比例配制成905砂浆）对滤板之间及滤板与池壁之间的缝隙进行了密封。保证了不漏水不漏气的密封性能，从而也保证了气、水反冲洗的成功。

四、生产运行的自动控制                     

　　对V型滤池过滤和再生的自动控制是滤池正常生产运行的保障。我们采用了可编程序控制器和工业电脑（PLC+IPC）组成的实时多任务集散型控制系统，对滤池的过滤和反冲洗实行控制。

1、过滤控制                  

　　我们在滤池的相应部位安装了水位传感仪、水头损失传感器。滤池的过滤就是通过它们测出滤池的水位和水头损失，将水位值及滤后水阀门的开启度送入每一个PLC柜中安装的一块专用模块，调整模块就可以调整阀门的开启度，使滤池达到进出水平衡，从而实现恒水位、恒滤速的自动过滤。

2、反冲洗控制              

　　一组滤池的反冲洗由一台公用的PLC来控制。当过滤达到过滤周期或滤池压差（水头）设定值时，滤池提出反冲洗请求，PLC根据滤池的优先秩序，组成一个请求反冲洗队列。一旦响应某格滤池的请求，PLC实施反冲洗的整个过程，在一组滤板中，不允许两个滤池同时进行反冲洗，当一只滤池正在反冲洗时，其它滤池请求反冲洗的信号则存入公用的PLC中，然后再按存储秩序，对滤池依次进行反冲洗。

　　当滤池反冲洗时，公用PLC的控制过程是：①关闭待滤水进水阀，当滤池水位下降到洗砂排水槽顶时，关闭滤后水控制阀，打开反冲洗排水阀；②启动鼓风机，5秒钟后，打开滤池反冲洗气阀，对滤池进行1分钟气预冲；③打开反冲洗水阀，启动反冲洗水泵，进行7分钟的气水同时反冲洗；④关闭反冲洗气阀，5 秒钟后，停鼓风机，打开空气隔膜阀排气，进行5分钟清水反冲漂洗后，停反冲水泵。5秒钟后，关闭水反冲洗阀，然后关闭反冲洗排水阀，打开待滤水进水阀，滤池恢复过滤。整个反冲洗过程历时约25分钟。

　　另外，PLC还能控制滤池的开启个数，它根据滤池进水流量确定滤池的开启个数，按先停先开，先开先停的原则确定某格滤池的开、停。

五、V型滤池主要设备器材的选用

　　专用仪表和气动阀门的选择，是对V型滤池实现全自动控制的关键。V型滤池正常运行的反冲洗水阀、气阀；清水阀、排污阀，我们都采用了气动蝶阀。这些阀门各自来水公司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决定采用国产的或采用进口的，但一定要选择质量好的。目前国内有的生产厂家的质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并不比进口阀门差，物美价廉，值得试用。我们认为待滤水进水阀采用枕式气动橡胶阀比较好，制作简单，动作可靠。其它与之配套的设备：鼓风机、空压机、水泵等用国产的就可以满足要求，没有必要进口。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V型滤池的先进之处，就在于采用了均质滤料和先进的气、水反冲洗兼表面扫洗技术。这一技术除在新建净水厂应用外，我们还可以把这一技术推广到旧厂改造中去，依靠科学进步，采用新的科学技术，进行技术改造，充分发挥其最大的潜力，可在短时间内使产水量大幅增长，是实现供水行业“ 提高供水水质，提高供水安全可靠性，降低药耗、降低能耗、降低漏耗。”较好途径。其主要特点是：采用粒径相对较粗的石英砂均质滤料及较厚滤层的截污、纳污能力，并延长滤池工作周期；气水反冲洗加表面扫洗，滤层不膨胀或微膨胀；其配水系统为长柄滤头配水系统；运行实现“公用冲洗PLC+各滤池PLC”的自动控制模式。主要设计参数如下：平面尺寸为12 m×7 m；设计滤速为8.04 m/h；滤头密度为54 个/m²；滤料层厚1.2 m。

　　V型滤池在自动模式下运行时，PLC通过控制滤后水出水闸门的开度来控制滤池恒液位，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开始反冲洗：滤池运行时间达到设定值；过滤水头损失达到设定值；来自于控制台现场PLC—XBT键盘或中控室监控计算机的冲洗命令。

　　V型滤池反冲洗方式较具特色，冲洗分三个过程：①气预擦洗［一台鼓风机，送气1 min，q_气＝22.5 m³/(m²·h)］；②气水混合冲洗［两台鼓风机，一台冲洗水泵，冲洗6 min，q_气＝55 m³/(m²·h)，q水=7.5 m³/(m²·h)］；③水漂洗［两台冲洗水泵，冲洗6 min，q_水＝15 m3/(m²·h)］；始终的横向表面扫洗强度q水＝5.2 m³/(m²·h)左右。

　　在运行管理中发现：滤池进水V型槽横向表面扫洗孔的标高过低，表面扫洗强度略低，导致横向扫洗效果欠佳，泡沫浮渣漂浮滞留；滤头有堵塞现象，清理极为不便；滤池调节故障经常出现，采取的主要对策是经常定期清洗水位计及滤层水头损失计，保持灵敏度，适当控制滤池进水稳定性，滤池维护管理工作量较大。

    舆论对于外资在国内的“水买卖”举动密切关注，凡遇收购事件，各方必用类似“外资大步涉水中国”的措词描述。也有业内人士不止一次告诉记者，在如何看待外资的问题上，人们要保持应有的克制和冷静，以免引发一轮反外资思潮。就目前的舆情来看，尚不易出现这种局面。    

    外资攻略

    4年前，国务院和建设部先后发出《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两份文件，均鼓励各级政府创造条件，利用特许经营、投资补助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有合理回报和一定投资回收能力”的公益事业和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对于具有垄断性的项目，试行特许经营，通过业主招标引入外部资金；已建成的政府投资项目，经批准可依法转让产权和经营权。

    事实上，在这两份文件出台之前的大约10多年时间里，一些地方已经率先在尝试城市供水等公用事业改革，引入外部资本经营，一些外资由此闻风而动。目前可以追溯的是，早在1980年代，外资水务公司即已介入中国境内城市供水和污水处理等水务项目的投资、运营。

    最引人注意的是“法资双巨头”——威望迪环境集团（现名威立雅水务）、苏伊士里昂（现名为中法水务）。业内人士介绍，水是地域性极强的一个行业，最初是非国际化的，很多水务公司均在自己本土经营。但正是威望迪和苏伊士里昂开了水务国际化的先河。20年来，用业内人士的话说，这两家公司在中国境内水务领域展现出来的能量和气魄，真可以用“攻城略地”来形容。

    威立雅目前在中国是首屈一指的外资水务公司，该公司在中国境内19个地区拥有正在运营的项目。由威立雅方面专门提供给本刊记者的一份问题说明显示，在处理量方面，中国目前供水领域有21家主要社会运营商，合计市场占有率约10%，威立雅水务的实际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

    20年来，威立雅在中国地方上先后取得总共22份与水务有关的项目合同，他们最近取得的一份合同位于海口市。海口市水务集团去年曾对外发布公告，通过公开竞争性程序招募战略投资者，向战略投资者转让拟组建的项目公司部分国有股权，这引起7家水务公司竞夺，威立雅水务最后以超过标底约3倍、高达9亿多元价格中标，受让海口水务集团组建的项目公司49%的股权。

在城市供水方面，威立雅近些年擅长的做法是通过溢价竞争方式从地方政府手中得到特许经营权。此前，另一个因溢价取得的著名项目在兰州。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一位由北京调任兰州市国资委任主任兼市长助理的、想要有一番作为的年轻官员一手促成了此项交易：通过公开的国际招标，将国营的兰州供水集团部分股权出让，引入外部资本。2007年1月，威立雅以溢价35％的17.1亿人民币高价获得此项目45％的股份，参与管理兰州市的4座水处理厂和管网及其附属设施，特许经营权期限为30年。

上海济邦公司的总经理助理谭志国对记者说，在大型水务项目的竞争中，外资水务巨头占据了相对优势。济邦公司专事公用事业、基础设施项目财务咨询和招商，为很多水务项目提供咨询，与外资水务公司也有紧密接触。

    业内资深人士、清水同盟主席高中先生则向记者表示，尽管威立雅在这些项目上的高溢价看起来似乎“物有不值”，但唯有威立雅敢采用此种竞争策略，在商界里，这也是值得佩服的，“他能攻得下城、夺得到地”。

    高中曾在中法水务的前身苏伊士里昂水务集团中国代表处担任首席代表，据他介绍，也就是在10多年之前，苏伊士里昂尚在澳门经营水务生意，取得一份为期20年的供水特许经营权，因为成绩斐然，合同期满后澳门当局又特别将此权限延展了20年。苏伊士里昂的水务国际化由此起步，引入不少外部基金参与运作，后又与香港新世界集团合资组建中法水务投资公司，1990年代初该家公司进入中国内地。

    自沈阳市第八水厂第一个项目运营开始，中法水务现在中国15个省、巿拥有20家合作企业，是仅次于威立雅的境内第二大外资水务公司。中法水务虽在境内的投资举动不如威立雅那样不惜代价，但在业内人士眼中依然不失外资水务投资人的标本意义。

    在威立雅和中法水务之后，陆续有其它外资水务公司接踵入境，外资对中国水务市场形成探囊取物之势。高中对记者说，现在外资已经占据了从青岛到三亚、从重庆到北京、从上海到东北，这些中国水务领域最好的地带。     

   “另外”的利润

    与外资的深度介入相较，内资企业则显得悄无声息。虽然他们也在介入，但那些中、小项目都是外资不太感兴趣的，真正的争夺只出现在有规模的大项目层面。而在这些层面的竞争中，跨国资本拥有大量的国际经验，境内的项目主体几乎没有任何国际经验可言，在法律实践上也总处于不平等地位，外资拥有大量律师资源，他们的团队通常谈判过千百个合同，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操作技巧。此外，在技术、信息和资金层面，内、外资更是相去甚远难以对等。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竞争还是谈判，外资往往轻易即盖过内资。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20年间，中国的地方政府对于财力雄厚的外资表现出极大的偏好，这也为外资的顺利进入和全面铺开创造了条件。谭志国说，在水务改革中，外资大型水务公司具有资本优势以及管理运营经验优势，更为重要的是，外资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地方政府出于招商引资、吸引外资的政治诉求。

为了对“改革进程中出现的不同声音”加以回应，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亦曾“代表行业企业”发出一份《关于城市水业改革若干问题的说明》。此份说明对包括外资在内的各类社会资本介入水务领域的行动表示赞赏，认为自水业改革开放以来，这些专业水务公司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为中国公用事业发展带来了全新的国有与民营合作的发展理念，“引进大批前沿技术，融入先进管理和服务理念”。

　　1、奥贝尔氧化一般沟由三个同心椭园形沟道组成，污水由外沟道进入，与回流污泥混合后，由外沟道进入中间沟道再进入内沟道，在各沟道循环达数百到数十次。最后经中心岛的可调堰门流出，至二次沉淀池。在各沟道横跨安装有不同数量水平转碟曝气机，进行供氧兼有较强的推流搅伴作用。外沟道体积占整个氧化沟体积的50%-55%，溶解氧控制趋于0.0mg/L,高效地完成主要氧化作用;中间沟道容积一般为25%-30%,溶解氧控“在1.0mg/L左右,作为“摆动沟道”，可发挥外沟道或内沟道的强化作用；内沟道的容积约为总容积的15%-20%，需要较高的溶解氧值（2.0mg/L左右),以保证有机物和氨氮有较高的去除率。
　　2、外沟道的供氧量通常为总供氧量的50%左右，但80%以上的BOD可以在外沟道中去除。由于外沟道溶解氧平均值很低，绝大部分区域DO为0.0mg/L,所以，氧传递作用是在亏氧条件下进行的，氧的传递效率有所提高，有一定的节能效果。加之下面将谈到的外沟道内所特有的同时硝化反硝功能，节能效果更为明显。内沟道作为最终出水的把关，一般应保持较高的溶解氧，但内沟道容积最小，能耗相对较低。中沟道起到互补调节作用，提高了运行的可靠性和可控性。奥贝尔氧化沟独特的构造和机理，使之以较节能的方式获得稳定的处理效果。
　　3、奥贝尔氧化沟具有较好的脱氮功能。在外沟道形成交替的耗氧和大区域的缺氧环境，较高程度地发生“同时硝化反硝化”，即使在不设内回流的条件下，也能获得较好的脱氮效果。
　　4、奥贝尔氧化沟具有推流式和完全混合式两种流态的优点。对于每个沟道内来讲，混合液的流态基本为完全混合式，具有较强的抗冲击负荷能力；对于三个沟道来讲，沟道与沟道之间的流态为推流式，有着不同的溶解浓度和污泥负荷，兼有多沟道串联的特性，有利于难降解有机物的去除，并可减少污泥膨胀现象的发生。
　　5、奥贝尔氧化沟采用的曝气转碟，其表面密布凸起的三解形齿结，使其在与水体接触时将污水打碎成细密水花，具有较高的充氧能力和动力效率。通过改变曝气机的旋转方向、浸水深度、转速和开停数量，可以调整供氧能力和电耗水平。尤其是蝶片可以方便的拆装，更为优化运行提供了简便手段。另一方面，由于转碟具有极强的整流和推流能力，氧化沟有效水深可达4米以上，即使因优化控制需要而减少曝气机运行台数时，一般也不会发生沉淀现象这是曝气转碟和奥贝尔沟型所独具的优点。

　　二、奥贝尔氧化沟的适用范围

　　奥贝尔氧化沟一般适用于20万立方米/日以下规模的城市污水处理厂，尢其推荐应用于中小规模的城市污水处理厂。
　　由于奥贝尔氧化沟属于多反应器系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难降解有机物的去除，且抗冲击负荷能力强，因此，当城市污水中工业废水比例较高时，奥贝尔氧化沟较其他类型氧化沟有更好的适应性。
　　奥贝尔氧化沟有三个相对独立的沟道，进水方式灵活。在暴雨期间，进水可以超越外沟道，直接进入中沟道或内沟道，由外沟道保留大部分活性污泥，利于系统的恢复。因此，对于合流制或部分合流制的污水系统，奥贝尔氧化沟均有很好的适用性。

　　三、工艺流程和典型构造

　　奥贝尔氧化沟典型工艺流程由下图所示：

　　与其它形式的氧化沟一样，奥贝尔氧化沟也具有工艺流程简单的优点。对于中小规模的城市污水厂，一般可不设初次沉淀池和污泥消化池。悬浮状有机物可在氧化沟内基本得到好氧稳定，这比设初沉池及单独处理初沉污泥要简便经济。当然，合理的工艺流程必须按照实际情况经充分的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奥贝尔氧化沟的预处理及污泥处理部分的流程与其他活性污泥法处理工艺相似，不再赘述。氧化沟本身的典型构造和流程见下图：

　　奥贝尔氧化沟通常由三个同心的沟道组成，平面上为圆形或椭圆形。沟道之间采用隔墙分开，隔墙下部设有必要面积的通水窗口。沟道断面形状多为矩形或梯形。隔墙一般使用100-150毫米厚的现浇钢筋混凝土构造。各沟道宽度由工艺设计确定，一般不大于9米。有效水深以4-4.3米为宜。
　　原污水和回流污泥可进入外、中、内三个沟道，通常均进入外沟道。出水自内沟道经中心岛内的堰门排出，进入沉淀池。当脱氮要求较高时，可以增设内回流系统（由内沟道回流到外沟道），提高反硝化程度。

　　四、关键设备的选型

　　奥贝尔氧化沟的预处理和污泥处理所需设备与其他工艺相似，不作详细描述。关键设备是曝气转碟和沉淀池的排泥桥，对其主要构造和性能要求阐述如下：
　　1、曝气转碟
　　曝气转碟属转盘类水平推流式表面曝气器，由盘片、水平轴及其两端的滚动轴承、减速机和电动机组组成。每片圆形的曝气转碟由两个半圆形部件组成。每对半圆形部件跨穿水平轴，组成整体的圆片，每个碟片可以独立拆装，便于调节安装密度，使整机达到所需的充氧能力，每米轴长一般装碟片3片至5片。碟片采用聚苯材料注塑或采用玻璃钢压铸而成，其中聚苯材料碟片自重较轻，动力效率较高，国内已有质量很好的合资产品。碟片表面布有梯形凸块，兼有供氧和推流搅拌的功能。水平轴采用厚壁无缝钢管制造，表面作特种防腐处理。驱支装置主要由减速机和电机组成。
　　曝气转碟的基本性能如下：
　　曝气转碟直径：1400mm;
　　适用转速：50-55rpm,经济转速：50rpm;
　　适用浸没深度：400-530mm,经济浸没深度：500mm;
　　单盘标准清水充氧能力：0.8-1.6kgO2/kw.h(以轴功率计);
　　适用工作水深:4-5m;
　　水平轴跨度：〈=10.0m;
　　安装密度:<5ds/m。
　　2、沉淀池排泥桥
　　奥贝尔氧化沟的污泥浓度（MLSS)较高，运行中一般在4-6克/升，回流污泥必须有较高的含固率。因此，对沉淀池和排泥设备有严格的要求。尤其是排泥设备，必须确保足够的排泥浓度，通常需要特殊的工艺和结构设计。在设备选择时应充分注意这一性能要求，保证实现奥贝尔氧化沟的整体工艺的优势。

　　五、工程应用

　　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院对奥贝尔系统在中国的应用情况、适应性、处理效果、工艺特性与机理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进行了较大规模实际工程的工艺性能测试与研究工作。同时，已经设计了20余座奥贝尔工艺的城市污水处理厂，其中，三个项目已投入运转，包括北京大兴污水处理厂、山东莱西污水处理厂等，已显示出良好的技术特性。另外，天津国不水设备工程公司和美国合作生产的曝气转碟已经大批量生产，技术性能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质量水平，为确保奥贝尔氧化沟工艺和设备的整体优势创造条件。

　　二十二年前，1985年夏天，我25岁，第一次去滇池，作为环境记者，想写一篇关于水治理的报道。当时的滇池虽有些污染，但水质基本还说得过去。

　　二十二年后，2007年夏天，我在《北京青年报》头版上看到滇池的照片，绿油漆般的臭水冲刷着湖岸。那个口岸正是我当年去过的地方。

　　二十二年中，中国的经济实力、社会结构乃至精神价值发生了重大转折。“现代化”是中国人一百六十年的梦。中国今日之GDP总量、外汇储备、FDI似乎都在证明这一梦想的实现。但三农问题、日趋复杂的社会矛盾、严峻的环境资源现状(这在传统GDP统计中看不到)，会使我们警醒，现代化梦想仍未完全实现。

　　今夏连续爆发的水污染危机最令人关注。因为和空气、森林、草原相比，“水”虽是工业化的命脉，但更是人类生存须臾不能离开的生命线。自从松花江事件起，平均两天就发生一起水污染事故。近年发生的环境群体性事件中，50％以上因水而起。在“水”的问题上，增长与环境的矛盾短兵相接，没有任何回旋余地。

　　大江大河对文明古国最具特殊意义。中华民族尤其如此。大家常讲“五岳”，但未必知“四渎”。先秦典籍早将长江、黄河、淮河、济水列为“四渎”，那是诞生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当我们为中华文明成为全世界唯一以国家形态同根同种同文存留下来而自豪时，一定别忘了问问为什么。这里面蕴涵着深刻的生态智慧。如今，这四条母亲河几乎所有支流要么坏死，要么干涸；9个大湖，7个的水质已是五类以下；看不见的还有华北平原下方超过10万平方公里的地下水大漏斗。几千年来，治水机制塑造着大中国的行政模式；治水得失检验着这一模式的效率。

　　几个月来，媒体和公众都在问：为什么政府花了那么多钱，那么长时间，下了那么大决心，大江大河大湖的水质还是没有根本好转？其实，不是没有好转，而是好转了又被第二轮、第三轮地污染。当不少官员仍然肤浅地认为只要GDP增长了就可能解决一切问题时；当官员政绩考核还是以单纯GDP增长为主要指标时；当推动GDP的仍然主要靠传统重化工业时；当尚未完成的行政体制改革导致水管理机制还是条块分割时；当一套可操作的环境经济政策还没有研究出台时；当地方保护主义和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没有得到公众与舆论有效监督时，我们只能说，中国如今的水污染问题，不是技术问题，不是资金问题，而是体制问题。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都市报

　告别风暴，寻找新的出路

　　这让我想起了4年前的那个春天。突如其来的非典危机告诉我们，单纯的经济增长不能解决全部社会问题。新一届党中央适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启动了中国发展观和政绩观的全面转型。科学发展观不是单纯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而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深刻变革，更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进一步追求。四年来，科学发展观已在各个领域达成共识。当务之急，是如何将这一共识转化成一套制度，即如何把各个发展主体从过去的利益格局中拖出来，束缚进新的规则轨道。

　　写这篇文章时，“流域限批”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了，各地的整改取得了明显成效，很多十年关不了的污染企业被关了，一大批“土政策”被废止了。但我们却高兴不起来——解除限批之后呢，那些治污设施会不会真正运营？新上的项目会不会履行环保承诺？那些没有被限批的地区会不会以此为戒？

　　四年以来，媒体把环保总局的执法行动称作“风暴”。这个名字很浪漫。但现实却是一场没有丝毫浪漫色彩的、漫长而艰辛的拉锯战。从第一次关停没有做环评的30家特大项目开始，到第二次松花江事件后对大江大河流域的化工业布局排查；到第三次今年初的以遏制二氧化硫排放为目的的区域限批；再到今年夏天太湖蓝藻之后的流域限批。每一次，“风暴”都跟在突发事件和被动形势后面“亡羊补牢”；每一次，“风暴”都未能如愿变成常规性制度固定下来；每一次，“风暴”能改变的都远远不如人们期待的多。是该告别“风暴”寻找新路的时候了。什么是新路？制度建设。在环保复位的过程中，“风暴”是必须的，因为它的强势，才能够在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中重新建立环保的权威；但“风暴”再强，也还是传统的行政手段，没有改变现有的游戏规则，而且过于依赖各级执行者的个人意志。我们需要的，是更长久、更富全局性的解决方案。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经反复协调，“水污染防治法的修订草案”终于出台了；环保总局前不久又和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推出了“绿色信贷”，环保第一次在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中成为一个“关键词”。这只是开始。下一步，将联合财政部开展环境财税政策、生态补偿政策等课题的研究和试点；将联合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进行环保核查，评价其环境绩效；将联合保监会，在环境事故高发的企业和区域推行环境污染责任险；将联合商务部，限制不履行环境责任的企业产品出口。从环保总局与各宏观经济部门合作情况看，争取在一年内出台若干项政策；两年内完成主要政策试点；四年内初步形成中国环境经济政策体系。环境经济政策一旦推行，不仅对中国环保事业有重大意义，也为中国科学发展观与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

　　制度建设比“风暴”更为艰辛。在“花瓶”和“令箭”之间，在不同部门、地方和行业的利益冲突之间，在人们过高的期望和可能不那么完美的结果之间，亦有夭折的可能。我们不是天真的乐观主义者，因为遭遇过挫折与失败，所以深知，接下来的这段路，需要更多的冷静和坚忍。

　　30年来的中国改革历程，从某种角度看是一个中央向地方分权进而促进地方政府间竞争的改革模式。在地方税收主要依靠GDP增长，而考核其业绩的标准只有GDP一条时，地方政府在财政压力下只有两条路，要么依靠自主创新“开源节流”，要么依赖资源优势“杀鸡取卵”。后者显然费时少、见效快，尤其是落后但资源丰富的区域。一个个煤化基地、石化基地、钢铁基地起来，GDP能翻几番。什么草原、森林、水源地、人口稠密区，都不在乎。2006年，六大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占工业能耗的70％；2007年上半年，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更是增长20.1％。假如没有循环经济；假如没有大规模的新能源；假如重化工业不受约束地再发展15年；假如一套有效的环境经济新政策不能迅速出台；假如为科学发展观而设计的政绩考核不能真正到位，按中国现在的环境容量来说，环境危机确实会提前来到。仅以火电为例。为支撑如此规模建设的重化工业，现在的装机容量是六七亿千瓦，火电占70％以上；若持续10余年，将需要15亿千瓦以上的装机容量，其中火电将仍占60％以上。如果相关的环保设施不能到位，这要耗多少煤？要排放多少硫与碳？要超过中国环境容量多少倍？真该算算账了。

　　因此，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制订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即打破行政区划，根据不同地区的人口、资源、环境的容量总量，制定不同地区的发展目标，再根据不同发展目标制定不同的评价考核体系，再按不同的考核评价体系赋予不同的经济政策。该涵养生态的地区考核绿色指标、该发展重工业的地区考核GDP，该搞第三产业的地区考核高技术附加值。当然，最重要的要有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支持生态补偿。一些部委已经开始这么做了。这首先将带来中国国土整治规划与产业布局规划的重新制订。

　　如果短期内无法完成这样巨大的调整，那么设立一套对官员的环境考核和问责制度，就是次优选择。发展的主体，无非“官”、“商”、“民”。其中最关键在“官”。因为，全世界很少有政府像中国政府这样在发展全局中行使着这么大的权能，肩负这么大的责任。为了起到“政绩示范效应”，对那些造成重大环境事故的官员，对那些无视污染排放的官员，不管经济发展多么成功，都应该坚决予以责任追究。一套对官员的约束激励制度，是科学发展观制度建设的核心。

　　最后是加强中央监管能力。目前的环境管理模式是分割的。工业污染归环保局，农业污染归农业部，污水处理厂归建设部，水管理归水利部，海洋污染归海洋局，沙尘暴治理归林业局……如此等等。责、权、利不统一，互相牵制，行政成本极高。我们期望能够成立一个统一的高级别协调机制，组织统一的监测和执法。

　　对于环保部门自己来说，目前亟须环境执法和监测系统的垂直。地方环保局的地位最为尴尬：出于体制原因，他们必须为当地传统工业化保驾护航。其实他们中有很多人坚持原则，但往往“挺得住的站不住”。结果，很多地方局长要通报当地的污染，居然只能给总局写匿名信。有一个资源大省的环保局长，人很好，憨憨的。他一边被省长骂为什么摆不平环保总局，一边被我骂为什么不能严格执法。三年以后，他终于不当局长，调到一个市当市长，他到北京来看我，喝醉了，三年憋的气终于迸发出来，指着我的鼻子骂了半个小时。醒了之后问他，他全然不记得，死不承认。

　　政府之外，还需公众参与

　　在以上必然由政府主导的措施之外，还有一条是必须存在的，就是“公众参与制度”。在各种发展主题被束缚进新的轨道之前，用什么来遏制一些地方保护主义和资本的结合？这就是公众参与。很多记者问我，你到环保总局之后做过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想他们一定期待我回答是环保风暴。其实排在我心中最重要位置的，是圆明园听证会。这只是一个小项目，两三千万元的投资，争论的问题仅仅是该不该在湖底铺膜。但它唯一的意义，就是第一次全过程公开地展示给大家看，矛盾是可以这样解决的，和谐是可以这样建立的，民主与法治是可以这样进行的。

　　公众是环境问题的最大利益相关者。环境对于他们说，不是道德话语权，而是财产和健康。这并不意味着一切决策无条件地都由公众说了算；而是创造一种机制，让包括公众在内的各利益相关方按照法律的框架去博弈。这既能补充行政监管，也能遏制地方保护主义和资本相结合的特殊利益。一个有效的公众参与机制，就是一个能把在“上街”和“下跪”两个极端间摇摆的公众纳入理性、建设性参与的机制。这一机制的起点，就是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信息公开，不仅在于对公民知情权的尊重，也是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之间良性互动的基础。

　　国务院颁布了《信息公开条例》，这将是历史上的重要一笔。环保总局在各部委中第一个发布了《环评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坦率说，这些法规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遵守，但至少创造了一个法律上的空间，只要不断地用它博弈，就一定会变成硬制度。就像《环评法》一样。

环保麻雀，可见中国沉疴

　　最后，我想说，我不是一个天生的环保主义者。 我1983年成为中国环境报记者，只是出于命运的偶然，只是一个酷爱文学的青年到一家“新开张”的报社工作而已。后来，我于1989年去了中国青年报，任分管理论的副总编，也没有特别关心环境问题，我和同事们最热衷讨论的，是新思想文化。再后来，我调入宏观经济部门，在国有资产管理局搞资产清查、到技术监督局搞“质量万里行”，到体改办搞行政改革与国资改革。和许多宏观经济部门的同僚们一样，我追求的是中华民族如何通过经济发展强大起来，然后再以经济改革推动社会和行政改革。环境，仍然远在视线之外。2001年，我在一次论坛上还非常起劲地论述“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工厂”。

　　2003年的非典是一个分水岭。我就在那个春天被调至环保总局。去了之后的第一件事是翻阅内部资料。翻阅完这些触目惊心的环境现状报告，我非常难受。我开始认真思考单纯的GDP增长与国家综合发展的区别。如果更多的官员看到这些材料也会“重新思考”。可惜他们大多似我当初一样，忙于“政治经济大事”，而少有时间关注环保。如果他们有我这样的机会，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的发展，必会意识到，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不可能支撑中国像西方那样“先污染后治理”；中国不可能像西方那样向国外转移生态成本；中国可能要在人均3000美元时就不得不提前花巨大成本解决环境问题。从国家根本利益来看，环保与经济并非对立，不环保绝对不经济。

　　环保是一只小小的麻雀，剖开它，看得到中国所有的沉疴。在它身上，也可以试验所有治病的良方。环境与行政体制改革、环境与市场机制、环境与社会公平、环境与公众参与、环境与文化伦理……重建环境治理体系，其实是重建社会体系与核心价值的过程。由此引发的种种曲折，既是科学发展与传统发展的角力，又是现代文明和体制现状的碰撞。

　　生态学者利奥波德说：“人们不断地回到起点，以重新开始寻找那些永恒的价值观。”“永恒的价值观”就是人类最终的目的地。现代化，我们比西方晚走了300年，但最终的目的地，却未必比他们后到。只要我们选对方向，只要我们已在路上。